曾就義兵食對

崇禎戊寅年（公元1638年）三月，皇帝親臨左順門，召集選拔出來的官員詢問解決軍餉和糧食供應的策略。曾就義回答說，“百姓之所以困苦，主要是因為官吏不夠廉潔，倘若地方官都能廉潔奉公，即使稍微增加賦稅以支持軍費開支，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。”皇帝聽後非常讚賞，將曾就義列為首位。不久後，朝廷果然增加了剿餉和練餉的賦稅。

黃道周認為軍餉無需另尋來源，而曾就義則主張通過加派賦稅來資助軍需。君子和小人在道義和利益上的區分便體現在這樣的觀點差異上。然而，曾就義的一席話恰恰符合皇帝的心意，因此被提拔為第一，從中可以看出皇帝的喜好和傾向。

楊嗣昌論熒惑

崇禎戊寅年（公元1638年）四月己酉日醜時，火星與月亮的距離僅七八寸，隨後它逐漸退行至尾宿，並漸漸移入心宿的位置。兵部尚書楊嗣昌上奏稱，“自古以來天文異象如月食五星的現象，在史書中屢見不鮮，但關鍵在於觀察這些現象發生的時代背景。漢元帝建武二十三年發生的月食火星事件後，第二年呼韓單於歸順並來到五原邊塞；明帝永平二年日食火星時，皇後馬氏以其美德影響整個後宮；明帝還把功臣畫像陳列於雲台。唐憲宗元和七年月食熒惑之後，同年田興以魏博之地歸降朝廷。宋太祖太平興國三年，月掩熒惑，次年發兵攻滅北漢，繼而征討契丹，卻連年戰敗。如今月食火星發生在尾宿附近，這在占星學中分彆象征朝廷內部以及國家外部，皇帝若能修養德行、追求和諧，定能使國家雖遭受災卻不至於受害。”

給事中何偕（此處有筆誤，應該為何楷）對此提出異議：“引用古代觀點指出月相變化應當審視刑法是否得當，並強調禮儀缺失會導致天象示警，尤其是火星異常，若要真正修正刑法，首先應當重視禮儀；而真正重視禮儀，也離不開對刑法的整飭。楊嗣昌列舉諸多曆史案例，出處在哪？他之所以說款塞，是想借此推廣通商和招撫政策；之所以說元和，是想推廣撫的政策。他說宋朝太平興國年間連年戰敗，是想為他不敢用兵的策略找借口，牽強附會甚至誇大其辭。他特彆強調的關於永平皇後的敘述，在奏章中反複提及，讓人難以理解其確切指向何處。”楊嗣昌再次上疏為自己辯解，隻提到科臣在國家危難關頭中傷他，卻不再提及通商、招撫之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