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到家中，朱銘沒打算再做實驗。

他發現如果降低沙土配比，加入木炭粉和鋸末，能讓蜂窩煤更易燃。如果鋸末輕微碳化，蜂窩煤就更好燒了。

但考慮到成本，通通放棄。

直接來簡單粗暴的更好，煤加泥土一樣能燒。還要什麽木炭粉？還要什麽鋸末？

煤80%，泥20%，這是最佳比例，燒得久也容易點燃。

泥土沒有別的選擇，開封附近多為黃壤土。而且，並非適合做蜂窩煤的黏性黃壤土，是那種黏性稍弱的沙質黃壤土。隻能說，可以用。

“相公，家裏有客人等你，正在聽陳先生講學。”白勝接過韁繩，牽著馬兒進去。

朱銘問道：“士子？”

白勝說道：“姓車，自稱是炭行行首。我把家裏的炭爐和炭球，全都搬屋裏藏起來了，沒讓他看見。”

“做得好。”朱銘誇讚道。

白崇彥和閔子順，依舊在看書備考，關試已確定在下月初二舉行。

朱銘得罪了蔡京，蔡黨又掌控吏部。

即便他們考試合格，估計也會遭受打壓，扔去窮鄉僻壤幾年別想挪窩。

朱銘必然連累朋友，也不知該如何安慰。

卻見陳淵坐在廊下，給一個商人講道：“石炭司與官辦場，違背了方矩之論。你們炭行難以畫方，隻得尋求罷市，這是對的，無可厚非。”

商人高興道：“在學問上，俺們也占理？”

陳淵點頭：“自然占理。天道無非人道，仁者愛人，商賈也是人，朝廷當以仁政待之。”

商人問道：“可那些相公們，卻說商賈是奸猾之徒，朝廷也說咱是工商雜類。”

陳淵反問：“商賈之中，多奸猾之輩，難道不是真的嗎？”

商人對此無法辯駁，因為這屬於事實，隻能比爛道：“商賈多奸猾，難道讀書人就不奸猾？朝堂上那些相公，有幾個不奸猾的？”

陳淵說道：“若想不被鄙夷，商賈應當生財有道。須謹記，是生才有道，非生財有術。道與術，道為先，術在後。君乃炭行行首，若無官府盤剝，爾等就不會囤積居奇、哄抬市價嗎？”

商人說道：“自然不會，炭行也是有規矩的。”

陳淵微笑：“既如此虛偽，閣下也不必聽我廢話了。告辭。”

“先生莫走，”商人連忙攔住，“俺喜歡聽先生講大道理。”

陳淵說道：“商賈的壞名聲，並非讀書人強加的，而是千百年來，你們自己給自己戴的帽子。汝可知，南方有儒商？”

商人搖頭：“不知。”

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，以及讀書人的泛濫，從北宋中期開始，就有越來越多的落榜士子經商。

其中一部分，將儒道與商道結合，自稱為“儒商”。他們奉行“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”，將儒家“義利之辨”融入商業活動，不管私底下如何，至少表麵上無可指摘。

而王安石的新學，對“儒商”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效果。

陳淵說道：“儒家有義利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。這是《論語》裏的句子，閣下想必早就讀過。但君子可以言利嗎？可也。君子當以義理財……”

以義理財，是王安石的觀點。

最近一段時間，為了能在京城講學，陳淵重新翻開王安石的文章。

以前他讀王安石，帶著批判的眼光，純以洛學門人的角度出發。

如今再讀王安石，則以吸收為目的，摘取新學的可用內容，把“道用學”包裝成新學拿去推廣。

讀書角度不同，觀感就大不一樣。

陳淵發現，王安石的義利之辨，大部分可以給道用論做注腳。

要談義利，先談人性。

王安石推翻了孟子、荀子等人的觀點，直追孔子的“性相近，習相遠”。他認為天性無所謂善惡，既不善，也不惡，純靠後天學習。

繼而，又說義與利並不對立，而是可以統一的。

公利便是大義，為國理財談的是利，其結果卻是義。還說“一部《周禮》，理財居其半，周公豈為利哉？”

又說楊朱隻知利己是不義，墨子隻知利人是不仁，利人利己相結合才是仁義。

陳淵最近還在繼續寫文章，“義利篇”就快寫完了，大量引用王安石的觀點。

但有一樣，陳淵不支持王安石。

他認為“義在利之先”，而王安石認為“利在義之先”。

王安石太過激進，說人有常性、長壽、常產，又不受騷擾盤剝，才能有良好的道德情操。沒有安定的物質生活，人就不可能有好的道德，沒有好的道德社會就會動亂。

可以簡單的概括為：窮逼沒資格談義！窮逼別來扯道德！朝廷必須把窮逼變少，再通過道德教化，君子才能變多，社會才會安穩。

這個觀點，讓陳淵感到極度不適。

君子固窮還講不講？

這位商賈，下午就來拜訪朱銘，一直聽陳淵講了三個小時。

最後他作揖道：“先生真乃大儒，俺有一子，在府學讀書，不知能否拜於先生門下？”

“可以，”陳淵微笑道，“別的商賈子弟，也儘可來求學。”

商人說：“俺是炭行行首，回去便與他們說，讓炭行商賈都送子弟過來拜師。”

商賈看重的當然不是什麽學問，而是一種社會認同。

雖然社會風氣日趨逐利，對商賈也越來越寬容。但底色依舊是歧視，盤剝起來毫無心理負擔，隻把商人當成撈錢的工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