陳啟新疏三大病根
正月，皇帝特彆選拔淮安衛出身的三科武舉陳啟新擔任吏科給事中。在此之前，陳啟新曾上書朝廷，其主要內容如下：“當前朝廷存在三大弊端，第一，通過科舉考試選拔人才是一大弊端。雖然科舉考生的文章中充滿了孝悌倫理和仁義道德，似乎與古代聖賢的理念一致，但在實際政務處理中，這些科舉出身的官員往往貪婪殘酷，此前他們在文章中闡述的理論不過是紙上談兵。究其原因，在他們少年學習時，老師和父親教導他們讀書的目的就是為了追求富貴榮耀，因此他們隻知道提升自我地位和光宗耀祖，很少有人真正思考如何實踐為國為民的宗旨。我之所以效仿賈誼痛哭，正是為此憂慮。
第二，按照資曆晉升官員也是一大弊端。參照建國初年的例子，如典史出身的馮堅升至僉都禦史，貢生出身的彭友信做到布政使，秀才出身的曾大官至尚書，那時並不完全受資曆限製。到了嘉靖年間，仍實行多種途徑選拔官員，而現在卻過於依賴科學晉升這一途徑，並且在這一途徑內部還劃定了嚴格的界限。貢生所能達到的最高職位隻是貢生本身，舉人也隻能停留在舉人層麵，貢生知道自己仕途有限，便不再追求更高的修養，而舉人也知道自己的升遷空間有限，貪腐也罷，廉潔也罷，不如選擇貪求更多。至於進士，他們認為天下官爵儘在掌握之中，與其他進士形成一體，相互勾結，同氣連枝，打成一片，無人敢於追究，放縱不羈，想要什麼就能得到什麼，這樣一來，官員怎能不貪，胥吏怎能不汙？偶有清廉自律的官員，大家反而認為他們是做作，對他們的行為感到驚奇，進而排擠他們。我之所以再次效仿賈誼痛哭，也是為此痛心疾首。
第三，從知縣和推官中選拔科道官員同樣是一大弊端。知縣作為百姓的父母官，最初上任時還敬畏法規，但一旦被選為知府或推官，便不再顧及仁愛與正義，濫用刑罰，貪婪殘酷並行。之所以如此，主要原因在於科道官員的選拔製度。在他們還未擔任科道官時，就以未來能夠彈劾他人、影響他人命運的心態自居，而一旦他們擔任了守巡司或府一級的官職，其他人也會因為他們可能成為科道官而對他們格外恭維和結交，希望日後能得到他們的提攜和庇護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官員們哪還敢違背他們的心意，製約他們的行為？因此，他們虐待、剝削、顛倒黑白對待百姓，無所不用其極。可憐無辜的老百姓投訴無門，求助無路，無奈之下難免走上犯罪的道路。我之所以再次效仿賈誼痛哭，也是因為這個問題。
國家正遭受這三大病症的折磨，導致文章華而不實，朋黨勢力日益壯大，人們隻追求私利，無視道義，整個社會陷入了迷局，所有人都沉醉其中，不知覺醒。看看那些讀書人，早年生活困頓，一旦考中舉人，就有了無儘的優越感，等到考中進士，就過上了豪華奢侈的生活，財富多達幾十萬乃至幾百萬。試想一下，這些財富是如何一夜之間得來的呢？真是可悲！古人說，財富要麼在百姓手裡，要麼在朝廷手裡。倘若財富在百姓手裡，他們今天交納賦稅，明天交納額外征收，至少還有流入朝廷的時候；即便是財富在朝廷手裡，朝廷今天從內帑發放，明天從國庫支出，也有流出的機會。然而，不幸的是，如今所有的財富都被中間的官員士紳剝奪了，何時才能重新流入社會、流通起來呢？不僅僅是財富不流入社會，這些官員自己無需承擔賦稅、徭役，他們的田產和出產的作物也沒有賦稅，而且還庇護那些逃避賦稅徭役的奸猾之民，財富源源不斷地流入他們手中。就算財富偶爾流出，也隻是用於購買科舉功名、地方官職或是尋求升遷，往往是流出一兩，又會流入十倍。國家有限的財政資源怎能經得起這樣的消耗？上行下效，風氣日漸敗壞，現在已經到了國家危急存亡的關頭。如果不根除這些弊端，盜賊必定不會平息，皇帝的天下很可能會在空談學問、崇尚虛名的迂腐儒生手中走向衰敗。
因此，我在大明門外鋪紙下跪，隨時準備以死進諫，提出了四個解決方法：一是應當儘快廢除科舉考試，去除空洞無物的文風；二是應儘快恢複孝廉選舉，推崇實實在在的德行；三是應儘快廢除知府、推官直接選拔為科道官員的做法，去除多年以來形成的驕橫放縱的不良習俗；四是應儘快減免受災地區的錢糧負擔，救助連年遭受災害、無處申訴的百姓。隻有這樣，真正的人才會脫穎而出，社會風氣回歸淳樸，國家才能實現良好的治理。”
這篇洋洋灑灑五千餘字的上書深刻揭示了當時的弊病，皇帝對此頗為讚賞，因此特意作出了這次任命。當時朝廷中的執政大臣察覺到皇帝有意改革，預料會有特殊的提拔機製，所以讓陳啟新上書，借此打擊善良正直的官員。陳啟新上任後，隻專注於用簡陋車馬等事務迎合皇帝簡樸的喜好，但卻不響應執政大臣的種種要求，因為他痛恨得不到朝中大臣的信任。
譯者注：1.在明朝科舉製度中，貢生是指各地選拔出來送往京師國子監讀書的生員，地位高於秀才，但低於舉人，有機會接受更高層次的教育，但其社會地位和晉升空間受到一定限製。
2.陳啟新此人頗有爭議。雖然疏三大病根說的有理有據，讓人信服，但是他本人人品似乎不佳，幸進之後一味阿諛逢迎皇帝，沒有什麼實乾的記載。另外他是武舉人轉文官，文化水平有限，談遷所著的明代筆記《棗林雜俎》曾記一事：陳啟新有一次奉命出使經過南京，當時的南京兵部尚書李邦華發布了一項禁令，其中提到某個地點的問題，原文表述為“如此窒礙難通矣”。但是陳啟新誤將“窒礙”讀作“窰礙”。後來陳啟新到了京城，向上級彙報時，提到了靠近京城的陵墓區域窯戶挖掘活動造成了損害，他還引用了李邦華之前發布的禁令作為證據。然而，李邦華發現陳啟新誤讀了文件內容，並為此專門上疏辯解指出陳啟新的誤解，此事在當時成為了一個笑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