鄭胖子前腳離開，鄧夏後腳便至京城。

鄧夏是來送信的，一路跟隨遞送公文的官差。雖然也可以讓官差捎信，但沈有容放心不下，讓鄧夏務必親自走一趟。

除了沈有容的家信，還有令孤許等士子的信件。

另外，白崇彥、閔子順的家人，也委托鄧夏把書信帶來。

朱國祥將老婆的信看完，說道：“炒茶技術泄露了，去年冬天，一個鄭家茶工被人灌酒，把炒茶的大致流程傳出。今春便有人製作炒茶，那茶工驚恐之餘，乾脆舉家逃去興元府，投靠了另一個大茶園主。”

“遲早的事。”朱銘說道。

北宋末年的奴仆都是雇傭製，奴仆的子女擁有自由身。

世仆當然也存在，屬於合同到期，卻主動留下來，終身服侍主人家。這些世仆的子女，也可以叫家生奴，但同樣擁有自由身。

相較於龐大的奴仆群體，世仆和家生奴是很少的。他們一般都是心腹，留在主人身邊聽候使喚，又或者被派去店鋪、作坊做管理者，不可能去做底層製茶工人。

所以宋代的革新技術，如果接觸的人過多，是很難進行保密的，因為工匠的流動性太強。

這麽說吧，福建那邊的禦茶園，經常耗費大力氣研究新茶。往往頭一年研究出來，第二年就遭泄密，私茶質量反而超過禦茶。

專利保護什麽的，肯定沒有。

就算有，也無法實施，太依賴執法力度了。

宋代隻有書籍版權保護法案，不管是自己寫的新書，還是重新校對的老書，都可以送到衙門進行審核，通過審核就能獲得版權保護。

印刷之時，有專門的版權頁，用大字注明這本書不可盜印。

盜版商若被證實其違法行為，最高判罰是抄家！

但這種版權保護，頂多能在本州縣起作用，地方官府很難跨境執法。

朱國祥說：“洋州的底層百姓，依舊在喝更便宜的散茶。上流社會階層，還保留著喝高級團茶的習慣，隻經常用炒茶來招待客人。炒茶的主要客戶，是城市中產和官府訂單，如果炒茶產量過多，本地市場很容易飽和。”

朱銘說道：“肯定沒有飽和，市場都沒有完全開發出來，隻是短時間內供大於求而已。大明村和鄭家，想要把炒茶賣完，必須通過走私途徑。”

也可以走茶馬司的正規途徑，但有三個難處：

一是川峽四路的茶葉，隻能賣去邊疆換馬，就算是民間商賈販運，也必須運到熙河路都大茶馬司。

二是合法賣茶，稅收太重，利潤並不高。

三是那些少數民族，還沒有喝炒茶的習慣，就算運過去也不一定有市場。

朱國祥說：“張廣道打算跟鄭家合夥走私，有容剛開始表示反對，後來被眾人說服了，因為想搞走私的不止張廣道。而且，大家也不覺得走私有啥錯，整個洋州三縣，不參與走私的茶園、茶商早破產了。”

即便是走儻駱道，也是要交稅的。

駱穀出口有個收稅站，可以輕鬆買通稅吏，以普通貨物報關，以此逃避高額茶稅。

朱國祥又說：“大明村的人口，已經超過1700人。下白村的漢江對岸，那些散居農戶主動要求，連人帶地集體並入大明村，以尋求大明村的保護，逃脫官府的苛捐雜稅。”

朱銘笑道：“這等於我們的地盤，直接擴大了五分之一。”

朱國祥把書信扔進爐子裏燒掉：“在孟昭、餘善微夫妻的建議下，有容把村子劃定為三個裏。原有的黑風寨附近土地為第一裏，廢茶山到江邊客棧為第二裏，靠近漢江的河穀地帶到下白村對岸為第三裏。”

“我這後媽，是個能做事的。”朱銘給予高度評價。

朱國祥搖頭說：“肯定是餘善微出的主意，那個女人不簡單啊。”

朱銘問道：“縣衙什麽反應？”

朱國祥說道：“向知縣升遷了，新來的知縣叫龐瑞。此人做了好幾年州學校長，估計是窮瘋了，一上任就往死裏撈錢。簡直連臉都不要，打著為朝廷征集糧餉的幌子，一口氣增加好幾種苛捐。下白村對岸的零散農戶，就是受不了這個，才帶著土地集體投靠大明村。”

“主簿張肅是什麽反應？”朱銘又問。

朱國祥忍不住好笑：“張主簿和白二郎聯手，抗拒這種胡亂收稅的行為。但張主簿是真心抗拒，想緩解百姓的負擔。白二郎和手下那幫胥吏，卻是一邊抗拒，一邊趁機撈錢。”

“張主簿不容易啊，”朱銘生出感慨，同時又幸災樂禍，“上有貪官，下有汙吏，他夾在中間肯定難受，估計是沒有心思去管大明村了。”

朱國祥欣慰道：“縣衙官吏，鬥得越凶越好，大明村才更容易埋頭發展。新來的龐知縣，主動向大明村示好，估計是想巴結我們兩個。他在任期間，完全不用擔心外部壓力。”